熏蒸机乌丙安：穿透云层的那束光丨9月人文-中国民族教育
乌丙安：穿透云层的那束光丨9月人文-中国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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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人，如同天上的云，各有姿态，又匆匆变化。哪些人来，哪些人毫无预兆地出走，哪些人消失却以某种形式强烈地留下。乌老可爱，追着那片云，成为一束光。光亮穿透云层，总会照亮新路。
文 / 宋丹丹
民俗学家乌丙安。 视觉中国 供图
第一个25年求学、求知，追求人生理想；第二个25年完全在坎坷中，理想全破灭；第三个25年局面一下子打开，甩开膀子干事业；第四个阶段迈入耄耋之年，却是一生中最“冲”的时候。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我国民俗学大家乌丙安曾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以上四个阶段。
很多人都以为，这位“90后”会一直奋战在民俗学学科建设和“非遗”保护第一线至百年，甚至更久叶乔。
很突然地，德国柏林高淳招聘网，当地时间2018年7月11日6时45分，乌丙安于睡梦之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
“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
1929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乌丙安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满蒙联姻的大家庭。父亲给排行老二的他取名——巴?乌海良。
他出生的前几年，当地遭遇连年特大饥荒，家里的日子本就不好过。后来，母亲又在他少年时辞世，家境日渐艰难。
父亲以牧马为生，他跟随父亲走遍了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平原，听了许多内蒙西部的牧歌、爬山歌林峰女朋友，还有许许多多民间传说和故事。途经的草原，生活着蒙、满、藏、汉等多个民族，少年时的他就深深为五彩缤纷的民风民俗所着迷。
尽管日子难过，所幸家中一直重视教育。困顿之中，乌丙安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历经人世沧桑的父亲严格要求他从小就学好汉族文化，祖父还教会他读诗词、练书法。
1947年，乌丙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国立高中。
高中期间，他对文学创作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当地报刊连续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在当时的进步文学青年中小有名气。除此之外，他还显露出了过人的领导力和决断力：在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时，成功组织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随即，他在当局的搜捕中遭到拘押。
1949年6月底，被营救的他只身徒步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后又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
从一个时间节点到另一个时间节点，文字难以还原家族故事和生离死别。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出走和告别东山学堂，需要超出常人的魄力。
1949年的北平，崭新而又混沌。
华北和平津两地的大学复课招生的消息传遍京城，20岁的乌丙安下定决心做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由于人地两生、身无分文，他只能边打工边复习数学、外语。
冒着酷暑跑遍北平内外的多个考场后，他被四所大学同时录取，却最终决定去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学习中国文学。因为在那里，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吃住零用钱都不用愁。
“在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早晨，我背着行李经过天安门广场，从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上午10点钟，乌丙安已经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天津市，走在国庆游行的大学生行列中了。
“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乌丙安用三年半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还攻读了俄语，最终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4名优秀生之一。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天，乌丙安留校担任中文系助教，并兼任教育系现代散文与写作课教师。
同年，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成为当时全国重点大学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还幸运地师从钟敬文——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乌丙安曾谈起与民俗学的渊源，一方面来自幼时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也深感自己的长项就在于民间艺术、传统艺术。在他看来，那些属于“老百姓的文艺”胜过诗歌、散文，尽管他自己也写诗歌、散文。
行行重行行
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了充实又紧张的两年学习时光，1955年夏天，研究生毕业的乌丙安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与传统社会推崇的敏于行讷于言的内敛型君子风不同，他性喜张扬奔放包公来了，文笔与口才都居上乘。当年9月，他便在中文系本、专科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中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的个人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都趁年轻之势陆续刊发。不到一年，他又完成了近18万字的专著《人民口头文学概论》，被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在内部印刷出版。
彼时的他，意气风发，在学界初露锋芒，被前辈寄予厚望。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还专程派人到沈阳和他签订了出版三本民间文艺理论书籍的协议。
不承想，同一年，一场浩劫很快降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7月，开始遭受批判。第二年3月，因一篇文艺评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省市各大报刊上遭点名批判。他先是被遣送到辽北农村修水库，随后又被送到辽西矿山接受劳动改造。
学术和教学生涯被迫中断，转身投入到“外练筋骨皮”的繁重体力劳动中，乌丙安的体能和意志力都经受着严峻考验。
直到1962年春，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可接踵而至的“四清”和“文革”，又一次“眷顾”了他。
1969年冬，乌丙安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继续改造。这一去就是9年多，直到1978年秋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重返辽宁大学。
“当年正在二十七八岁的大好年华，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或浪漫的理想，却无端惨遭迫害，九死一生活了下来，真是奇迹。”在一封给友人的邮件中，他曾这样写道。
风雨苍黄的年代，阎晶晶因了对民俗学的热爱，于绝境之中，乌丙安找到了支撑。作为一个民俗学者薛佳怡，他将自己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看作3000多个田野工作日。
那段日子，他不但结识了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他本人更是对民俗传统、底层百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并亲身参与其中。他几乎忘记了屈辱和艰苦的境遇魔法内衣，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
行行重行行。1979年冬天，几番波折后，乌丙安带着300多万字的第一手民俗调查资料，和妻子儿女回到沈阳。
“不愧前人庇后人”
半生坎坷，受尽屈辱，劫后归来已是人至中年。
20年来艰险的逆境并没有让乌丙安一蹶不振黄昏清兵卫，反而转变为他重新奋起的动力。那时，辽大人人都知道从农村回来了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师”。
一回来，他就连续用了3个夜深人静的时间，写成了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1978年第4期的《戏剧艺术》上。这篇论文的发表，不但坚定了他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自信心，也使得学界同行对他的惋惜变成了惊叹。
经过极左思潮摧毁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几近奄奄一息。乌丙安一面笔耕不辍，编写教材，出版著作，为民俗学科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一面大声疾呼，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希望能够拯救这门“绝学”。
1980年3月，乌丙安重登阔别多年的讲台，在辽大首开“民俗学”系列讲座陕北说书大全。1982年秋，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民俗学方向获批招收硕士研究生，乌丙安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重担大日如来真经。
走过仄径与危滩，局面一下子打开，年过半百的先生开始“甩开膀子干事业”。
恢复教学以来，乌丙安勤撰文，常讲座。学界曾有人将他近三十年来先后出版的三部民俗学专著——《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与《民俗学原理》，形象地誉为“撑起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树的‘三级跳’”。除此之外，他还著有《神秘的萨满世界》（1990年）和《中国民间信仰》（1995年）等专著。2014年1月，八卷本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正式出版。
“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这是乌丙安的老师钟敬文于八十岁时所作的诗句。和恩师一样，乌丙安也始终将民俗学建设和传承视为自己的“千秋大业”。
他在《民俗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中国民俗学经历了将近40年的历史断层，迫使我们这一代学人肩负起补救和重建民俗学的重任天堂禁恋。”在他看来，民俗学作为人文基础学科，具有持久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人理应“守土有责”，他自己更是“一手托两家”，一边负责辽大的民俗学专业，一边还要负责中国民俗学会的重要事务。
“我们的历史曲曲折折，总是有一条正确的路在那里往前走。我觉得自己每逢这种情况，选择都是正确的。哪怕选择正确的时候，被逼得几乎到了濒临死亡，我也要坚持。我觉得活路就是这么闯出来的。”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从漫长的“休眠时期”逐渐苏醒，也取得了许多奠基性的成果。但是在乌丙安看来，直到20世纪末，与其他相邻近的人文学科相比，民俗学的客观影响依然微弱，学术地位偏低，在社会学科全面发展的热烈氛围中依然遭遇冷落何雨婷。于他而言，年轻的生命就是未来的希望。
2017年，中国民俗学年会的开幕式上，他亲切地以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年轻人为友，感谢他们选择民俗学专业——“因为这是个冷门专业，靠民俗学发财是不可能的，要付出！”
晚年的乌丙安，已是民俗学界的泰斗，熏蒸机头衔无数，但是在众多学子看来，他始终是热心纯真的“乌爷爷”。这位可爱的老头，曾向后生们自我介绍：“我不是什么大家乌丙安，我是大家的乌丙安。”
踏履行歌为民苦
乌丙安人生的第四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各种荣誉迎面走来”。他颇感欣慰，但并不止步于此。
他谈到民俗学治学的方法：“民间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它有自身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它在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变异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模式和规范。大多数民间文化事象几乎从不见经传，它们只贮存在人民生活的底层，展现在田野山乡。因此，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只能采取调查实证的研究方法，别无他法。”
如此治学之道，注定了民俗学家不应该做“高楼学者”。
“通过我的生活史，看我的专业。我认为，民间文艺绝不能离开民间，在农村，不要离开农民，在城市，不要离开工人。永远离不开这个根基。根，文脉是先有根脉，再有须脉。植物的脉络和文化的脉络是一样的。我的专业是带有永恒性的，不会有做完的时候。”耄耋之年的乌丙安，一年有半年时间仍在田野中度过。
他眼中的田野调查，并不仅仅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在他看来，在民俗学的学科实践中，过分推崇田野调查并把调查本身当作研究的倾向，已经造成大量的调查因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而质量水准低下的弊害。偶尔出现某些理论性的探讨，也往往多是民俗学方法论的叙述与归纳，缺乏对民俗本身及其承载者群体与个体的人文特色的剖析。
在《民俗学的原理》一书中，乌丙安完成了方法论的转向。“除了坚定自己原来关注‘民俗传承人’的研究外，对于民俗群体、个体的民俗养成，人在习俗中的外化和内化的种种实践及民俗对人们的种种控制等等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将目光转移到俗民群体身上之后，他强烈地感受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或者是某种文化上的偏见，这种发自人性本质的“生灵的叹息”或将成为绝响。
这，令他忧心不已。
2001年，联合国首次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杰作共19件，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乌丙安敏锐地关注到了“非遗”对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价值。他把自己的专业和“非遗”结合起来，从民族历史文化、民俗学理论、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我是大地主，为保护传承中国文化遗产，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非遗”的大热，也令他喜忧参半。
长期的奔波劳累倒是其次，最让他寒心的是，很多时候一腔热血去保护遗产，有的人根本听不进。他曾给一些部门上课，下课后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些领导很直率地说他讲的东西“不实际”末日审判书，“现在地方最需要的就是开发、赚钱”。
而在他看来，申请“非遗”的目的，在于为民族、国家维护文化的根基，为国人的日常生活保留宽广的文化空间。
乌丙安一直有一个动力——这一生永远画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是只要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也要坚持走自己的正路，那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我们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
2018年7月15日，一位辽大民俗学研究生在纪念乌丙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世上的人，如同天上的云，各有姿态，又匆匆变化。哪些人来，哪些人毫无预兆地出走，哪些人消失却以某种形式强烈地留下。乌老可爱，追着那片云，成为一束光。光亮穿透云层，总会照亮新路。”
作者单位丨中国民族教育编辑部实习生e拓建筑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研究生
作者丨宋丹丹
注：本文部分参考乌丙安著作《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生灵叹息》，文中访谈和引文据中国民俗学官网“深切缅怀乌丙安教授：纪念专辑”中文章摘录整理所得，部分细节系作者据乌丙安博客“丙安小屋”内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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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人，如同天上的云，各有姿态，又匆匆变化。哪些人来，哪些人毫无预兆地出走，哪些人消失却以某种形式强烈地留下。乌老可爱，追着那片云，成为一束光。光亮穿透云层，总会照亮新路。
文 / 宋丹丹
民俗学家乌丙安。 视觉中国 供图
第一个25年求学、求知，追求人生理想；第二个25年完全在坎坷中，理想全破灭；第三个25年局面一下子打开，甩开膀子干事业；第四个阶段迈入耄耋之年，却是一生中最“冲”的时候。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我国民俗学大家乌丙安曾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以上四个阶段。
很多人都以为，这位“90后”会一直奋战在民俗学学科建设和“非遗”保护第一线至百年，甚至更久叶乔。
很突然地，德国柏林高淳招聘网，当地时间2018年7月11日6时45分，乌丙安于睡梦之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
“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
1929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乌丙安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满蒙联姻的大家庭。父亲给排行老二的他取名——巴?乌海良。
他出生的前几年，当地遭遇连年特大饥荒，家里的日子本就不好过。后来，母亲又在他少年时辞世，家境日渐艰难。
父亲以牧马为生，他跟随父亲走遍了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平原，听了许多内蒙西部的牧歌、爬山歌林峰女朋友，还有许许多多民间传说和故事。途经的草原，生活着蒙、满、藏、汉等多个民族，少年时的他就深深为五彩缤纷的民风民俗所着迷。
尽管日子难过，所幸家中一直重视教育。困顿之中，乌丙安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历经人世沧桑的父亲严格要求他从小就学好汉族文化，祖父还教会他读诗词、练书法。
1947年，乌丙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国立高中。
高中期间，他对文学创作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当地报刊连续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在当时的进步文学青年中小有名气。除此之外，他还显露出了过人的领导力和决断力：在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时，成功组织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随即，他在当局的搜捕中遭到拘押。
1949年6月底，被营救的他只身徒步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后又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
从一个时间节点到另一个时间节点，文字难以还原家族故事和生离死别。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出走和告别东山学堂，需要超出常人的魄力。
1949年的北平，崭新而又混沌。
华北和平津两地的大学复课招生的消息传遍京城，20岁的乌丙安下定决心做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由于人地两生、身无分文，他只能边打工边复习数学、外语。
冒着酷暑跑遍北平内外的多个考场后，他被四所大学同时录取，却最终决定去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学习中国文学。因为在那里，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吃住零用钱都不用愁。
“在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早晨，我背着行李经过天安门广场，从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上午10点钟，乌丙安已经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天津市，走在国庆游行的大学生行列中了。
“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乌丙安用三年半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还攻读了俄语，最终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4名优秀生之一。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天，乌丙安留校担任中文系助教，并兼任教育系现代散文与写作课教师。
同年，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成为当时全国重点大学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还幸运地师从钟敬文——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乌丙安曾谈起与民俗学的渊源，一方面来自幼时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也深感自己的长项就在于民间艺术、传统艺术。在他看来，那些属于“老百姓的文艺”胜过诗歌、散文，尽管他自己也写诗歌、散文。
行行重行行
在北京师范大学度过了充实又紧张的两年学习时光，1955年夏天，研究生毕业的乌丙安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与传统社会推崇的敏于行讷于言的内敛型君子风不同，他性喜张扬奔放包公来了，文笔与口才都居上乘。当年9月，他便在中文系本、专科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中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的个人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都趁年轻之势陆续刊发。不到一年，他又完成了近18万字的专著《人民口头文学概论》，被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在内部印刷出版。
彼时的他，意气风发，在学界初露锋芒，被前辈寄予厚望。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还专程派人到沈阳和他签订了出版三本民间文艺理论书籍的协议。
不承想，同一年，一场浩劫很快降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7月，开始遭受批判。第二年3月，因一篇文艺评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省市各大报刊上遭点名批判。他先是被遣送到辽北农村修水库，随后又被送到辽西矿山接受劳动改造。
学术和教学生涯被迫中断，转身投入到“外练筋骨皮”的繁重体力劳动中，乌丙安的体能和意志力都经受着严峻考验。
直到1962年春，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可接踵而至的“四清”和“文革”，又一次“眷顾”了他。
1969年冬，乌丙安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继续改造。这一去就是9年多，直到1978年秋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重返辽宁大学。
“当年正在二十七八岁的大好年华，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或浪漫的理想，却无端惨遭迫害，九死一生活了下来，真是奇迹。”在一封给友人的邮件中，他曾这样写道。
风雨苍黄的年代，阎晶晶因了对民俗学的热爱，于绝境之中，乌丙安找到了支撑。作为一个民俗学者薛佳怡，他将自己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看作3000多个田野工作日。
那段日子，他不但结识了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他本人更是对民俗传统、底层百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并亲身参与其中。他几乎忘记了屈辱和艰苦的境遇魔法内衣，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
行行重行行。1979年冬天，几番波折后，乌丙安带着300多万字的第一手民俗调查资料，和妻子儿女回到沈阳。
“不愧前人庇后人”
半生坎坷，受尽屈辱，劫后归来已是人至中年。
20年来艰险的逆境并没有让乌丙安一蹶不振黄昏清兵卫，反而转变为他重新奋起的动力。那时，辽大人人都知道从农村回来了一位“不知疲倦的老师”。
一回来，他就连续用了3个夜深人静的时间，写成了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1978年第4期的《戏剧艺术》上。这篇论文的发表，不但坚定了他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自信心，也使得学界同行对他的惋惜变成了惊叹。
经过极左思潮摧毁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几近奄奄一息。乌丙安一面笔耕不辍，编写教材，出版著作，为民俗学科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一面大声疾呼，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希望能够拯救这门“绝学”。
1980年3月，乌丙安重登阔别多年的讲台，在辽大首开“民俗学”系列讲座陕北说书大全。1982年秋，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民俗学方向获批招收硕士研究生，乌丙安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担起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重担大日如来真经。
走过仄径与危滩，局面一下子打开，年过半百的先生开始“甩开膀子干事业”。
恢复教学以来，乌丙安勤撰文，常讲座。学界曾有人将他近三十年来先后出版的三部民俗学专著——《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与《民俗学原理》，形象地誉为“撑起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树的‘三级跳’”。除此之外，他还著有《神秘的萨满世界》（1990年）和《中国民间信仰》（1995年）等专著。2014年1月，八卷本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正式出版。
“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这是乌丙安的老师钟敬文于八十岁时所作的诗句。和恩师一样，乌丙安也始终将民俗学建设和传承视为自己的“千秋大业”。
他在《民俗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中国民俗学经历了将近40年的历史断层，迫使我们这一代学人肩负起补救和重建民俗学的重任天堂禁恋。”在他看来，民俗学作为人文基础学科，具有持久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人理应“守土有责”，他自己更是“一手托两家”，一边负责辽大的民俗学专业，一边还要负责中国民俗学会的重要事务。
“我们的历史曲曲折折，总是有一条正确的路在那里往前走。我觉得自己每逢这种情况，选择都是正确的。哪怕选择正确的时候，被逼得几乎到了濒临死亡，我也要坚持。我觉得活路就是这么闯出来的。”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从漫长的“休眠时期”逐渐苏醒，也取得了许多奠基性的成果。但是在乌丙安看来，直到20世纪末，与其他相邻近的人文学科相比，民俗学的客观影响依然微弱，学术地位偏低，在社会学科全面发展的热烈氛围中依然遭遇冷落何雨婷。于他而言，年轻的生命就是未来的希望。
2017年，中国民俗学年会的开幕式上，他亲切地以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年轻人为友，感谢他们选择民俗学专业——“因为这是个冷门专业，靠民俗学发财是不可能的，要付出！”
晚年的乌丙安，已是民俗学界的泰斗，熏蒸机头衔无数，但是在众多学子看来，他始终是热心纯真的“乌爷爷”。这位可爱的老头，曾向后生们自我介绍：“我不是什么大家乌丙安，我是大家的乌丙安。”
踏履行歌为民苦
乌丙安人生的第四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各种荣誉迎面走来”。他颇感欣慰，但并不止步于此。
他谈到民俗学治学的方法：“民间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它有自身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它在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变异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模式和规范。大多数民间文化事象几乎从不见经传，它们只贮存在人民生活的底层，展现在田野山乡。因此，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只能采取调查实证的研究方法，别无他法。”
如此治学之道，注定了民俗学家不应该做“高楼学者”。
“通过我的生活史，看我的专业。我认为，民间文艺绝不能离开民间，在农村，不要离开农民，在城市，不要离开工人。永远离不开这个根基。根，文脉是先有根脉，再有须脉。植物的脉络和文化的脉络是一样的。我的专业是带有永恒性的，不会有做完的时候。”耄耋之年的乌丙安，一年有半年时间仍在田野中度过。
他眼中的田野调查，并不仅仅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在他看来，在民俗学的学科实践中，过分推崇田野调查并把调查本身当作研究的倾向，已经造成大量的调查因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而质量水准低下的弊害。偶尔出现某些理论性的探讨，也往往多是民俗学方法论的叙述与归纳，缺乏对民俗本身及其承载者群体与个体的人文特色的剖析。
在《民俗学的原理》一书中，乌丙安完成了方法论的转向。“除了坚定自己原来关注‘民俗传承人’的研究外，对于民俗群体、个体的民俗养成，人在习俗中的外化和内化的种种实践及民俗对人们的种种控制等等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将目光转移到俗民群体身上之后，他强烈地感受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或者是某种文化上的偏见，这种发自人性本质的“生灵的叹息”或将成为绝响。
这，令他忧心不已。
2001年，联合国首次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杰作共19件，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乌丙安敏锐地关注到了“非遗”对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价值。他把自己的专业和“非遗”结合起来，从民族历史文化、民俗学理论、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我是大地主，为保护传承中国文化遗产，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非遗”的大热，也令他喜忧参半。
长期的奔波劳累倒是其次，最让他寒心的是，很多时候一腔热血去保护遗产，有的人根本听不进。他曾给一些部门上课，下课后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些领导很直率地说他讲的东西“不实际”末日审判书，“现在地方最需要的就是开发、赚钱”。
而在他看来，申请“非遗”的目的，在于为民族、国家维护文化的根基，为国人的日常生活保留宽广的文化空间。
乌丙安一直有一个动力——这一生永远画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是只要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也要坚持走自己的正路，那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我们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
2018年7月15日，一位辽大民俗学研究生在纪念乌丙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世上的人，如同天上的云，各有姿态，又匆匆变化。哪些人来，哪些人毫无预兆地出走，哪些人消失却以某种形式强烈地留下。乌老可爱，追着那片云，成为一束光。光亮穿透云层，总会照亮新路。”
作者单位丨中国民族教育编辑部实习生e拓建筑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研究生
作者丨宋丹丹
注：本文部分参考乌丙安著作《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生灵叹息》，文中访谈和引文据中国民俗学官网“深切缅怀乌丙安教授：纪念专辑”中文章摘录整理所得，部分细节系作者据乌丙安博客“丙安小屋”内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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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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