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检法【连载】辛酉政变中陈孚恩罪名考辨-风雅黎川

【连载】辛酉政变中陈孚恩罪名考辨-风雅黎川

辛酉政变中陈孚恩罪名考辨
编者
北洋时期政局的动乱不堪，《清史稿》在未经审订校对的情况下，便匆匆出版。由于书中谬误百出、史实不符、观点对立，有专家列举《清史稿》19大罪状，民国初年便被列为禁书。因而史学界只称《清史稿》，而非《清史》。《清史稿》中对清末重臣陈孚恩的“盖棺论定”，也成为史学家争议的焦点，更是陈氏后裔及乡人的百年痛点。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文化部清史研究专家张建斌《辛酉政变中陈孚恩罪名考辨》一文，用详尽的历史资料和雄辩的历史事实，对强加在陈孚恩身上的莫须有罪状，进行了一一辩驳，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陈孚恩。“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不是用来遗忘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商检法，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畏的民族更是可怕！
张建斌
北大历史系博士生 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三、屡次遭到弹劾的原因
辛酉政变后，何以史部尚书陈孚恩屡次遭到弹劾？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以儆效尤
为警戒党徒，稳定朝纲，慈禧太后和奕訢获得党争胜利后，必然对政见不同者，予以打压，同时也为培植亲信，再分权力蛋糕留有空间。辛酉政变后，朝廷对三类人予以惩治，一是赞襄政务大臣，二是异端官员，三是内廷太监。
事不过三，三类惩凶均强调“惩戒”之意。咸丰十—年十月初七日，皇帝谕内阁王公大臣以载垣等为力除积习，警示他们“嗣后倘有如载垣等专擅不臣者，尔王、大臣等以及科、道即行据实参奏,朕必立予治罪，并奖励敢言，以彰直谏。倘仍前缄默，别经发觉，则尔王、大臣等辜负朕恩，朕亦不能宽宥也”。当日,又发谕旨，谕内阁宗室当以载垣等为戒，恪遵家法同襄郅治。”
十月十八日，对于与肃顺交结的太监杜双奎等人从重惩办慕容云朵，谕旨称：“至肃顺交结近侍，心存叵测，该太监等迫于威焰，意存迎合彭庆国，均属罪由自取。现将杜双奎等从重惩办，足以示儆，此外自无庸再事株求卧龙传说，以昭宽大。”
在处理陈孚恩的众多罪名中，也重申警示之意：“朕新政颁行，务从宽大，姑勿深究。惟其与肃顺交往密切，已属确有证据，若不从严惩办，何以示警将来？”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訢等人掌握政权，对具有“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严惩，即是党同伐异，也是以儆效尤，杀一儆百之举。
2.政见不合
咸丰帝北逃热河，京内事务交与奕訢代管。与奕訢等人主和不同，陈孚恩负责外城防务，坚决主战，对于团练事尤其上心。“至初七日天明，警报愈急，上于已刻由园启程，径赴热河……命贾筠堂、周芝台两相国、陈子鹤大司马及光四人在外城防守恶魔之水。……先于七月命周芝台相国、陈子鹤大司马、潘星斋少司空、宋雪帆少宗伯办理外城围防偕五城巡城御史，在浙绍乡祠，督同司坊官，并约京城科道翰林，筹议团防事宜。”陈孚恩非但自己一人坚持主战，还邀同僚加入。对其好友翁心存之子翁同龢即力邀加入御敌之局。八月初八，“子鹤大司寇邀余兄弟至团防公局议事，余辞之”。八月初十，“陈子鹤复邀余赴局，初更往”。八月二十五日，“陈子鹤力持不可和之说，带勇数百，各处巡查，市人皆称诵不置”。八月二十日，夷酋定于廿九日午刻入城，留京王大臣会同六部九卿公议和夷条款。第二天，“是日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于内阁，事秘莫闻，陈大司马未到。”一方而积极筹备御敌之法，一方面九卿议和不予参与，陈孚恩与奕訢等人因对外策略不合已显见。此种政见不合非同一般，关乎日后对战事责任之承担，也关乎人品命运。
胡思敬《国闻备乘》叙述陈孚恩对英法之态度，对典制之恪守更显活态。“庚申之役，文宗北狩”，“和约成，大宴夷酋于礼部…… 大学士周祖培股栗不能言，孚恩拂衣起曰：‘王、大臣事同一体，今日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先朝典制具在，不可紊也！’夷酋知众论不予，遂戢邪谋。是役微孚恩持正，祸几不测。世以其阿附肃逆，咸加丑诋，并其大节而亦没之，殊可痛惜！”时人笔记反映出陈孚恩对英法之态度较之其他朝臣强硬张孟宁，对奕訢也绝不是俯首称臣，对清代典章恪守执拗。
3.朝臣内斗
辛酉政变中，詹事府少卿许彭寿多次弹劾陈孚恩。詹事府原为东宫僚佐，乾隆朝以后，逐渐沦为翰林叙进之阶，词臣迁转之地。此次政变，为这些久居翰林院，每日攒书的士子们，提供了大展拳脚之机，仕途又多一线生机，许彭寿尤善于把握机会，也是最为积极人员之一。许彭寿第一次上奏查抄党援是九月三十日，“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杨楠峰，第二次关于郊配大典讨论过程中，他奏折中将陈孚恩关于郊配大典折以同奏报，为陈获罪增添砝码。许彭寿何以多次为难陈孚恩，应与其父许乃普罢官有关疾速天使。
咸丰晚年，肃顺依咸丰帝宠信，气焰日嚣，先是在戊午科场案中斩杀了一品人员柏葰，后又在户部宝钞案中牵连巨广。《清碑类钞》记：肃恃宠而骄，时周祖培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说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皇判牍。一日，周已画诺，肃佯问曰：“是准之诺也?”司员曰：“周中堂之诺也。”肃骂曰：“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并加红勒帛于周诺上，累次如此，周弗敢校也。诸大臣受其侵侮，而唯诺维谨，大学士翁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
咸丰晚年，朝臣隐退的还有军机首揆彭蕴章和史部尚许乃普。“大学士彭蕴章以病乞开缺允之。吏部尚书许乃普因病解任以兵部尚书陈孚恩为吏部尚书。” 《清文宗实求》上述记叙平实，反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所记此事就颇有深意了。咸丰十年九月初七，“彭师准开缺，许师开缺，陈孚恩调吏部尚书”。翁同龢之意彭蕴章准开缺当是本人申请，予以批准，许乃普有被开缺之暗喻。《翁心存日记》也有言及“彭相国请幵缺，得旨俞允，许滇生冢宰亦引疾，陈子鹤调吏尚”。一个“亦”字，多少行些当事人无奈之嫌。至于许乃普为何引疾辞宫，笔者设想应是英法联军进京，许乃普属渎职被纠官员行列。后陈孚恩由兵部尚书接替许乃普为吏部尚书。许乃普的开缺对仕途正劲的许彭寿来说，如突发横祸，仕途由此蹭蹬。此次弹劾陈孚恩自是内心愤懑的表象。
许彭寿除弹劾陈孚恩外，还牵连侍郎刘琨等人，“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踪迹最密者如侍郎刘琨、黄宗汉等”。可后来刘琨再被起复，对于许的弹劾颇不以为然。“同治初，御史某 （许彭寿）劾侍郎刘琨党肃顺，琨坐免。琨实不知肃顺。先数年，御史父尚书某（许乃普）招饮，始共杯酒，御史不知也。他日遇于戏园，琨发愤骂御史，且质尚书前事，御史惭嗦，欲引去，琨奋起击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众环救乃解。久之，事颇上闻。皇太后察琨无他，复起用琨。或戏为联曰：“许御史为国忘亲，捐归党籍；刘侍郎因祸得福，打复原官”。记述此事，实暗讽许彭寿弹劾朋党有沽名钓誉、急于站队、立功心切之嫌。
4.臣僚相轻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去世后，赞襄政务八大臣奉上谕，令陈孚恩星速前往热河行在驴拳。命令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訢、周祖培、全庆等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毋庸前往。后来，陈孚恩因此，被指摘为肃顺、载垣等人的心腹。奕訢等太后来的这种说辞既是对陈孚恩的愤恨，也是出于本人未能前去热河行宫不满的表现。咸丰十年，咸丰帝前往热河，奕訢被留在京内，办理夷务，后几次申请前往热河均被拒绝，内心郁懑。咸丰帝逝世后，作为皇帝亲弟弟，却也没有能够允许前往热河吊念，奏请吊唁，又遭气折。几番挫折后到了热河海尚明城，面见两宫也是经过斗智斗勇。
除奕訢一人外，赞襄政务八大臣代发谕旨，“各路统兵大臣等无庸奏请叩谒梓宫，业经明降谕旨，各该大臣等自宜恪遵”，朝臣多有不满。翁心存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记述，“途遇子鹤，即往滦阳矣，也有几分己所不能的遗憾。另外，除了令陈孚恩前往热河外，八大臣还特允钦差大臣胜保前往，并给僧格林沁函，“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当无不邀俞允。谨以布闻，伏希斟酌为幸”。八大臣特批胜保和僧格林沁前去行在，有意拉拢军队，这也是令后来奕訢等人戒备的原因。与陈孚恩欣然受命前往热河形成对比，奕訢等人则多遭刁难，辛酉政变后，对于刚刚“建牙开府，起居八座”的奕訢来说，怎能让陈孚恩一人继续独享隆恩。
四、陈手恩忠奸佞形象考
辛酉政变后，陈孚恩被指摘为肃顺等人党援。官修史书受到当政者钳制，对陈孚恩诟病很深。《清史稿》对其官品盖棺论定，“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穆萌诸人或以愿谨取容，或以附和希进，终皆不免于斥逐。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复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此后，史书中其佞臣形象逐渐积累形成。
1.擅改遗折
陈孚恩奸佞形象不仅限于辛酉政变，并且向前追溯，最著名的是偷改大学士王鼎遗书一事，坊间流传甚广。“蒲城王文恪公鼎，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议初成，公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以尸谏回天听也。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方党穆相，就公家火其疏，别撰遗折，以暴疾闻。设当时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罢，岂待咸丰初年。”
后人张冠李戴，又有将陈孚恩的名字换为张芾和聂沄，应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争和议，效史鱼尸谏，自缢死。其遗疏严劾穆扪彰阿，穆人惧，令其门下士，以千金啖文恪公子伉，且以危词胁之，遂取其遗疏去，而别易一稿以进。人皆知为泾阳张文毅芾所为，而不知其谋实定于文毅同县人聂沄之手。……文恪诸子，既卖其父。后来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于力争和议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近代以来，列强环伺，中外矛盾剧增，王鼎尸谏佞臣以死抗英，辅以民族大义，而陈孚恩篡改忠臣遗折，使佞臣当道，助纣为逆，国之大臣与奸佞小人形成鲜明对照。王鼎尸谏时，陈孚恩是军机章京，也在现场，可偷改王鼎遗折，当是后人杜撰，清人对这件事情也有辨伪。据《十朝诗乘》记载：“相传文恪之薨，陈子鹤尚书时为枢僚，承穆相意，奔问，谓公子小，遗疏上，圣怒且不测，不若隐之，可全恩礼。小怵于利害，勉从之。于是文恪饰终得优恤，而子鹤骤贵。……余见文忠手录《软尘私札》，谓文恪封事置红封中，子鹤及枢直某某皆见之，转述于人，则子鹤固坦白者；且循资致九列，亦非骤贵，传闻或甚其词。”
无独有偶，《南屋述闻》也转述《软尘私札》，认为王鼎尸谏后“子鹤及同直皆见之，子鹤且言于人。观其所述，则义恪尸谏，固有其事，子鹤初亦未尝曲掩之也”。武臣战死沙场，文臣尸谏是为官进忠的最高境界。晚清国势日蹙，勋望夙隆的协揆痛陈时弊，以身殉国，在后人看来，不仅仅是忠勇可嘉，更是为民族国家衰亡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也寄托着国人去奸臣，远小人，而后国昌的思维模式。陈孚恩在这一话语模式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更多的是后人的想象、寄托与演绎。
2.污染官风
随着时间推移，一人之肩已不足以担陈孚恩之卑鄙，进而阔论整个江西官场风气也被他玷污。晚清名宦，陈孚恩的同乡陈宝箴，对其也有微词。“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借陈宝箴之廉，讽陈孚恩之污，陈之罪恶跃然纸上。
曾国藩是否对陈孚恩加以批评有讨论余地异蛇鞭酒，曾与陈多有交往，他们都是太平天围起义时，在乡召集团练，都因军功而上位，命运相同。陈孚恩母亲死，曾还亲自撰诗悼念，“寸草三春，令子名同天北斗；生刍一束，不才来似客南州”。两人关系尚可，至于曾围藩将江西官场风气败坏之词加之陈孚恩怕是不实。另外，以陈孚恩的个人能力和影响，还达不到影响一省官风的程度。《骨董琐记全编》记载陈孚恩的故事就更加传说离奇：咸丰己未会试题“色难有事”，时文宗宠妃四人，曰牡丹春，曰海棠春、曰芍药春、曰茉莉春，皆南人也。陈子鹤孚恩荐扬州仆妇入内，号陈妈妈，后与四春俱为孝钦笞死。此等小品只是博人眼球，清代选秀女入宫需要严格的程序中粮彩云居，纵使陈孚恩有此心，也无能为力。
3.博识爱才
有贬低陈孚恩者，也有为其罪名开脱者，最有名的当数晚清办洋务的一流人才郭嵩焘。“建昌陈子鹤尚书有权贵之名，而其留心时局，甄拔人才中华国粹网，实远出诸贤之上。嵩焘之援江西，尚书方忧居，奉命办理团防，同居围城两月有余，朝夕会议，相待至为优渥。又五年至京师，常共往来。一日诣尚书，适有客数人在坐，谈洋务，一意主战。嵩焘笑曰：‘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闻者默然。顷之客散，尚书引予就僻处告曰，何孟怀‘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会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从郭嵩焘叙述中，刨除其受提拔所含感恩之情，也能看出陈孚恩为人谨言慎行。王瀛洲《清代名人轶事》记：“新城陈子鹤尚书，孚恩当咸丰朝权宠，为汉大臣冠，徒以比于肃相，遂至于党祸，后之人且目为奸党。然其谋国之忠，爱才之笃，论事之识，同时诸公固无有与并者，惟士大夫习于泄杳者久骤有一综核名实认真办事者，起而矫之。则人人咸诧为不祥，必协力以倾之。尚书之得祸，盖原于此。且肃相功罪，今尚未论定，尚书之罪案倘亦未在昭雪之列乎。”陈的认真与执著在其对清代典章的坚守中可见一斑。
时人对同一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应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如《玉池老人自述》作者郭嵩焘曾得到陈孚恩的举荐，自然会为陈孚恩开脱罪名。而《清史稿》等编修者为清朝遗老，对于陈孚恩的形象描述非常苛刻，也不难理解。另外，晚清以降，南北之争、满汉之争日重，陈孚恩夹于党争，各派互相攻讦、诋毁，受到诽谤也难免。“江西人向无党援，道、咸之交，陈孚恩、万青藜、胡家玉同时在高位，皆被人挤陷，一仆不再振。青藜既长六卿，与户部尚书董恂皆有协揆之望。李鸿藻居起而秉枢政，忌两人资望在先，嗾清流党攻之。遂沈滞，累年不迁。……孚恩沉浮于两党之间，宜其更负时谤矣。政局复杂，纵使如何动见观瞻，也不免权力倾轧，党诛笔伐也是政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五、陈孚恩为官再论
陈孚恩被革职后，清廷将道光帝赏赐的宸翰“清正良臣”匾额额收回。道光帝何以赏识陈孚恩，陈孚恩为官又如何？
1.官声清廉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御史毛鸿宾上奏弹劾山东藩司王笃称其疏于约束部署，库款不实。朝廷命柏葰、陈孚恩严密查访。据柏葰等访查具奏，该藩司王笃家丁王瑞接办该署中事务，遇事招摇不安本分大隋天帝传，将该家定王瑞拿获，送交刑部审办。山东藩库刘继瑞虽讯据供称并未干预公事。但他管理藩库启闭石崇巨富痣，恐尚有应讯之处，刘继瑞着即撤任，交该抚派委看管。另片查出该藩司幕友王壬熙违例充幕，着即革职，亦交该抚派委看管。因山东官场沉疴，陈孚恩暂代山东巡抚职，二十九年，陈孚恩回京奏报，得到嘉庆帝嘉许，赐“清正良臣”匾额。另据《翁心存日记》佐证，“山东鹾案议上，凡曾任中丞、运使，得受陋规者阵降革有差，王春绶、徐桓生皆在罢黜之列，独子鹤侍郎皭然不污，蒙恩嘉奖，加头品顶戴，并赏紫禁城骑马。”
2.家资有限
陈孚恩被革职后，淸廷查抄其家。据步军统领衙门审讯，“（陈孚恩）家人马升供称，陈孚恩所住房屋系租赁原刑部尚书李振祜之房”。李振祜家人马玉供词也印证此说：房产“坐落在宣武门外门楼胡同，向租给吏部尚书陈孚恩居住，每月租银十两。”査到的 堪用物品清单中，除了生活用品外，有“银大小五十三包，元宝三个，计重二两平，五千二百两”。
另外，陈孚恩还在海淀居住过。陈孚恩家人马升供词中称，“我主人曾于道光二十七年间，因赴海淀有差，借住直隶捐纳知州玉成，坐落海淀杨家井地方住房一所，后玉成四次借我主人银五千两，并无利息字据，至道光三十年，我主人告养回籍，银房并未清理，房契仍在玉成手内，咸丰七年主人冋京，遇有差使，仍在此房居住。海淀房内，抄出的家居物品有，“柴木破搁儿盖一张，柴木破条案一张，柴木破（？）一顶，柴木破圆桌两张，柴木破小炕琴一张， 柴木破椅子一张，柴木大板凳两条”。
进光五年，陈孚恩以拔贡出身，被任为七品京官，此后历经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啊理寺卿、顺天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工部右侍郎管理钱法堂、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行走、刑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期间还短暂署理山东巡抚常春晓。宦海三十五年，积攒下五千两银子，并无房产。比之于显赫的官职， 其积蓄和家产并不相称。
3.军营经历
陈孚恩有两次军营效力的经历，均是在仕途没落之际。第一次是咸丰元年，与载垣等人因郊配典礼引起争执而降三级处分，回籍养亲。后太平军进犯江两，清廷“命在籍帮办团练。三年，九江陷，巡抚张芾出督师，孚恩与司道守省城，既而贼由安徽回窜上游，命偕芾筹防。贼犯南昌，孚恩偕芾固守，江忠源援师至，力战，相持九十余日，贼始引去。以守城功，赐花翎”。
另一次效力军营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年间。同治三年，回民动乱，“伊犁将军常清奏已革尚书陈孚恩、已革总督乐斌在印房并文案处效力当差”。四年，因伊犁被兵有功，“革员陈孚恩、乐斌此次伊犁被围。该革员筹饷筹兵，不遗余力”。同治五年，“伊犁陷，孚恩及妾黄、子景和、媳徐、孙小连同殉难”。清廷恤其家属，孚恩不与。
4.钦办重案
道光晚年与咸丰末年是陈孚恩被重用的两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多次参与朝中重大案件或事情的办理。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赴天津督买海船商米”。二十七年十月，命“驰往浙江查办事件”。十一月，御史毛鸿宾奏山东藩司疏于约束，库款不实，命“陈孚恩严密查访”。同月，查办山东省盗贼和捕务，陈孚恩“驰往甘肃查办”。二十九年六月，山西巡抚王兆琛历任声名平常，赃款炳着，及各州县馈送营求。……交陈孚恩驰往查办。咸丰九年八月，笫二次鸦片战节战事起，清廷担心英法联军劫持海运，派陈孚恩提前去筹措粮米，查验收兑。此外，咸丰晚年发生的戊午科场案、宝钞案均有其身影。
盱衡陈孚恩为宦一生，捍卫封建伦理纲常，恪遵儒家君臣典制，在晚清千年未有之人变局中，多次因忤逆权贵而遭罢黜。在辛酉政变后被列为朋党，后世史书多以“君子不党”为判断君子之标 准，陈孚恩的佞臣形象逐渐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等人掌握当时政治话语权，陈孚恩之奸佞自此越描越黑，实有失公允。（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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